2000年2月5日我带了一条横幅到天安门广场准备打开，然后炼功，以表达我的心声，证实法轮大法好。那时广场上人不多，一辆110警车装满了人刚开走。我把横幅拿出来还未展开，就有几个便衣飞奔过来，把我们踢倒，并撕扯横幅。后来我刚从地上站起，就被身后的便衣向前上方抛了出去，在好几米之外摔到地上。再站起来就更困难了，左手腕剧痛，手垂着不能动，左臂也垂着几乎不能抬起，而且走路也费劲，行动迟缓。随后，便衣们把我们和另外几个学员集中起来，他们围了一圈，让我们蹲在中间不准动，我们想出去，但紧接着他们就打电话叫来一辆110警车，催我们赶快上。我还没能站起来，就又被推倒，刚想再爬起来，便被车上的一名公安拽着两只手拖上车，往里塞。我趴在车厢的地板上，四肢在座椅下面，怎么努力也站不起来，可是公安还推着后面的学员往里上……

    后来我被转到朝阳分局看守所，我们联名写信致上级领导反映情况，为了让上级领导尽快了解和解决问题，我绝食了10天。曾在号里被罚站，晚上端坐在地上不能睡觉，两次被插管灌盐水，带背铐三天，从拘留所出来时，十分瘦弱、乏力。马大夫还对我的父母说，下次再进来就让我死在里面。虽然后来马又托别人出来道歉，但却令我父母忧心忡忡，加之担心我再上访，工作难保，所以于3月9日，父母强行把我送进河北省五院精神科病房，以免我回京上访。

    医院未对我做任何检查就把我收下了。D所长查房时说我精神没问题。G大夫自我一入院就多次问我：知道你爸妈为什么让你住这儿吗？我说因为没保证不上访。他说是啊，劝我别上访了。我的主管大夫开药让我吃,我说法律保护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我有完全行为能力，要求出院，拒绝在这里吃饭、吃药。后来我也写过书面材料向院里反映，但没人理睬。我丈夫于5月初得知我住院，十分担心，也非常惊讶，他和院方谈要接我出院，但院方不同意，而且我丈夫每次按探视规定来看我都不让进，有时站在门口问候一下都不让，还要他把口袋、钱包都掏出来翻个遍，只因为他的被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的妻子炼法轮功。

    我常被捆在床上。有时从鼻子插管灌食、药，几个小时后我连胆汁都吐出来才拔管。之后改为输液。有段时间天天从嘴里灌药，撬得牙齿很痛，嘴唇也破了。有时男护士捏着我的两腮和下颌，从牙缝里挤出肉泡。我的床总是一片片湿，衣服上带着药汤，灌药令我几乎窒息，后来又给我扎电针，有时全身象僵直了一样。之后，我的膝盖不灵活了，有时上床都困难。大约扎了7次，有时半个多小时，有时晚上电完了，第二天早上接着又电。药物使我记忆力明显下降，常常感到头痛，有时四肢神经痛。大夫问我恨他们吗？我说，我不怨恨你们，我学法轮大法要与人为善，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客观地好好了解一下法轮大法，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缘，这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啊。

    我与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者朝夕相处了四个多月，这种生活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很难过。我常常帮护士、大夫照看病号，尽量地开导、安慰她们。护理部主任了解我的情况后，连连感叹：你在这住着很可惜。护士们也跟着说：你就保证不上访了，不就出去了吗？我就告诉她们修炼法轮大法的真相。

    7月15日我出院了，我的心情依然很沉重，那么多学员曾经和正在被关、被拘留、劳教、判刑，在那些好人不该呆的地方，遭受着身体和精神的摧残，希望政府立即撤消对法轮大法的错误定性和对李洪志老师的通缉令，还大法清白，为李老师恢复名誉，立即释放所有无罪被抓、被拘留、劳教、判刑的大法修炼者，停止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公开出版法轮大法书籍，给法轮大法一个公开合法的修炼环境。

    真理永在，正义永存！

    北京法轮大法学员(姓名略)
    2000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