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事件之前中共就一直在打压迫害法轮功

天津警察抓人打人事件是引发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上访的直接起因，但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在一九九六年就已经开始。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上访，是为了阻止迫害的进一步升级的努力。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诋毁法轮功。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

一九九七年初，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诬陷法轮功为×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诬陷为×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

罗干当时发的文件明显带有构陷的性质，先是诬陷法轮功是×教，然后让各地公安去搜集证据，等于“先定罪，后调查”。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和特工到法轮功的炼功点上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其实都是去卧底。但是法轮功无底可卧，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来去自由，谁愿意来炼都行，不愿意了就走，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卧底人员倒因此机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为坚定的学员。令罗干吃惊的是，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都没有搜集到。

但罗干的两次“调查”还是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

如：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辅导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四千多元。有的不给收据单，有的只给白条。由此引起四十余人到公安部上访，一千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民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

罗干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两次想把法轮功诬为×教进行迫害。这倒不是因为法轮功做错了什么，而是罗干那时当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官儿坐到头了，要想继续往上升，就必须做出大动作来。罗干想把水搅浑，这样他这个政法委书记才能成为政治焦点。

罗干搜集不到资料也很着急。他发现公安部这些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自己也练气功。罗干在一九九六年开始为此特意改组公安部，不但把编制改了，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为下一步打压法轮功铺路。

一九九八年五月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利用该台记者在北京玉渊潭法轮功炼功点采访炼功学员时的镜头，播放何祚庥对法轮功的诽谤。何祚庥是中共政法委头目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此人居然能把量子力学和所谓的“三个代表”扯上关系，真是一个让科学蒙羞的科痞。何祚庥对法轮功的攻击，所用的例子和法轮功没有关系，是指鹿为马，栽赃陷害。

该节目播出后，北京及河北数百名法轮功学员以写信或直接造访电视台的方式，讲述亲身经历，指出节目内容与事实不符、误导观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日，北京电视台在了解情况后，承认上次关于法轮功的节目失误，播放了一个表现法轮功学员清晨在公园里祥和的炼功场面及其他人士一同晨练的正面节目。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民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民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可是，乔石等老干部的结论和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在四•二五事件中的开明做法，却引发了独裁者江泽民的不满。而法轮功创始人的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更是令江泽民妒嫉，于是这个独裁小人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丧失理智的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由此可见，中共内部的恶势力一直企图寻衅迫害法轮功，即使没有四•二五上访，以中共及其头目江泽民的邪恶本性，也会制造事端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四•二五上访，是法轮功学员阻止迫害全面暴发的一次努力，他们是在维护按法轮功所教导的“真善忍”做好人的权利，维护正义和良知。